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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7日中午十二点，公共管理学院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6号教学楼三层多媒体教室召开公共管理学术午餐会（第3期）“公共管理的视野与逻辑”。此次学术午餐会由公共管理学院席恒教授主讲，召集人是公共管理学院翟绍果副教授和岳成浩副教授。参与此次学术午餐会的还有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曹蓉教授、周明教授、许琳教授等四十余位教师和博士生。会上席恒教授分享了自己关于公共管理的视野、逻辑与基本问题的学术观点，并引发了在座师生间激烈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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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教授在一开始便引用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句话作为此次学术午餐会的引言：“做大公共财富的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配公共财富的蛋糕是政府的良知。”他提出政府在做大公共财富的同时更应该要注意如何对公共财富进行分配。这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他进一步开始讲述公共管理的视野。首先他对公共管理的领域进行了界定，即人类社会中的公共管理应该包括强制性公益的行政管理、强制性私益的政府管制、志愿性公益的公共事业管理以及志愿性私益的工商管理与规制。席恒教授认为政府强制性为公是“have to do”，而志愿性为公则是“wish to do”，一个是不得不做，一个是愿意去做。紧接着在讲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的时候，席恒教授认为古典公共行政的发展脉络应从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到韦伯的科层官僚制，新公共管理运动应为企业化政府与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而公共治理则应包含多元参与与协商共治。他讲到公共管理学科构成一共有公共行政（组织）与管理、公共政策与管理、公共资源与管理三大板块，核心是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同时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基础是基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方法基础基于经济学、心理学和管理学。

席恒教授在讲完公共管理的视野之后，开始阐述公共事务的本质与公共管理的逻辑。他首先对公共管理的定义做出说明，他认为，所谓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运用政策工具，通过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公共管理的过程就是将公共资源、公共政策输入到公共组织中进而输出成公共产品和公共利益。席恒教授解释说公共管理的逻辑就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而提供公共产品所形成的管理活动。公共事务的形成与公共管理的持续，是缘于人类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的关键是人类合作机制的达成。合作是人类自组织的均衡，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由于合作能明显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发达理性的人类选择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对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着一种推动合作的理性动力。时间的演进和合作各方的不断磨合会使合作制度越来越有效；同时，人们之间合作的意识也会越来越浓。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合作能产生收益。合作秩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够为合作各方带来额外收益，使他们共享或分享。合作秩序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存在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条件，能把利己者和利他者的行为规整到有利于合作秩序的范围之内。

席恒教授举例说到哈耶克把合作秩序的扩展看成是人类社会自发演化的过程，社会学家金迪斯则把超出血缘关系的合作看成是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基本特征。因此，合作正是人类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人类合作秩序的基本特点，一是能把合作秩序扩展到血缘关系范围之外；二是超血缘合作秩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主要的合作形式。席恒教授在现场为大家提供了三种合作类型并作出比较，他认为合作类型分为“共处共生”型合作、“互惠互利”型合作以及“共创共享”型合作。他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这三种合作类型关于合作目的、合作过程、作用范围、组织形式演变、理论基础等的不同点，并提出这三种合作类型所需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管理机制。席恒教授认为，如何创设制度条件使合作收益最大化以及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

席恒教授在谈及公共管理基本问题的时候，首先提出的就是关于合作生产力，即合作收益最大化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函数，在给定条件下，合作能够实现人们比不合作更多的收益进而促进生产效能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形成合作生产力，即在有效控制交易成本的某种制度安排下，有合作能力的合作者自愿从事合作对于整个社会的合作过程做出的贡献。它是由个体的合作意愿（α）、合作资本（β）和合作的制度条件（γ）所构成的一个函数。α为合作意愿，即合作的预期收益,核心资源的投入程度；β为合作资本，即合作者具有的合作能力与条件；γ为合作的制度条件，即降低合作成本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公共管理的任务，就是创设降低或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针对不同的成本建立不同的机制，席恒教授提出针对防范成本建立社会信任机制、针对信息成本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针对监督成本建立监督约束机制、针对谈判成本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并对每个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紧接着席恒教授举例说明合作生产力函数的应用——养老金生产函数，并提出合作收益的内涵，对于一些需要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公共事务而言，通过合作能够产生更多的收益；合作收益的产生，是由于在合作的交易成本确定的前提下，合作的生产成本是由合作者共同承担；合作收益不仅包括合作者的个体收益，而且包括合作者的共同收益和公共收益。通过此，席恒教授进一介绍了两个定理，其一为在合作的生产成本确定条件下，如果合作的交易成本为零，则合作收益与管理机制设计无关；另一为在合作的生产成本确定条件下，如果合作的交易成本不为零，则合作收益与管理机制设计密切相关。席恒教授还指出合作收益的条件包括合作者的 “公益人”倾向，即“自动”公益人、强制公益人、志愿公益人；存在一类公共事务或个体无法单独完成而需要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事务；对这类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不同参与主体的联合行动。席恒教授从两种角度去谈合作行为的理论解释，第一种即从基于利己主义的合作博弈解释，第二种则是基于利他主义的解释。最后提出合作博弈模型。

席恒教授随后提出合作收益分配效率，即利益均衡和分配合理化，并在基于合作生产力函数上进一步提出其纠偏函数，即合作收益分配函数，并以养老金给付函数为例详细介绍了合作收益分配效率的应用，同时以养老金为例来谈及合作收益分析的政策意义。席恒教授认为公共管理的基本目的，是在尊重和保护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公共利益。但是，由于公共管理本身的复杂性，如公共价值的多向性、公益目标的多元性和公共组织的复杂性等，在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基于增进合作收益的目的，从制度选择与制度设计的角度，为实现社会成员的合作收益共享与社会和谐，公共管理的内容至少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构建合作秩序需要何种制度前提：公域与私域的划界、公权与私权的划分；二是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条件才能使合作收益最大化：公共交往的平等对话、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三是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障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公益与私利的结合、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最后席恒教授谈及公共管理的趋势，即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从整体上针对公共组织所有需要执行的职能及其组织的内外关系，通过合理的内部结构设计和外部功能约束而建立的公共组织制衡机制。公共治理在本质上是公共事务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合作治理。这种合作治理是公共事务内部的结构性治理与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形成的一种制衡机制，其目的是使各利益主体实现利益均衡与合作收益。合作治理的关键，是公共事务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自愿、平等、共识与共享。自愿、平等原则是合作治理的前提，只有公共事务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基于互需、互补、互惠、互利自愿意识和“主体间性”的平等地位，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一个治理结构；共识与共享原则是合作治理的目标，只有对公共事务及其收益的共识与共享，才能达成一个有效的公共治理过程。席恒教授指出，公共管理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条件（机制）设计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通过一系列制度基础设计实现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而公共治理就是通过结构性治理与功能性治理的内外兼修和社会教化与合作收益的上下互动实现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

席恒教授的分享获得了在场教师与学生的一致认可，并引发了关于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逻辑起点以及基本问题的激烈讨论，学术氛围异常浓厚。此次学术午餐会的圆满开展，不仅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对于学界前辈思想和经验传承的重视，同时通过学术午餐会这种形式帮助各位老师能够坐下来讨论问题，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和思想碰撞，从而有所收获。

公共管理学术午餐会第3期通过对公共管理的视野、逻辑、基本问题等的讲述及探讨，从本质上追寻公共管理的实质，并且最终回归到合作收益的问题上来。这不仅给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年轻老师们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想法，同时也对传承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