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学子如是说
我院学子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认真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建议征集工作。广大应急学子立足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服务西安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议,发出“西大学子声音”,充分展现家国情怀与学科素养。
张田 || 核酸检测中的引导与秩序管理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民核酸检测是一种有效的筛查和阻断方式。在西安市全民核酸检测中,面临的交叉感染风险、公众等待时间过长、检疫压力过大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全民核酸检测中的引导与秩序管理,助力疫情防控的顺利有效开展。
一、做好核酸检测中的分批分类
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旧复杂严峻,为阻断疫情的传播路径,在核酸检测中要做好对市民的分批分类工作。在分批工作方面,在西安市的核酸检测排查工作中,除去雁塔和高新之外的其他区域,可以隔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在分类工作方面,做好红码、黄码和绿码群众的核酸检测分类,加强对持黄码群众的管理工作,避免出现黄码群众不知如何检测的情况,防止出现黄码群众私自下楼混在绿码队伍中进行检测的问题。
二、加强核酸检测中的流程管理
为做好安全防护和规范检测,避免人员聚集与交叉感染等,要加强核酸检测中的流程管理。听从指挥中心、社区、高校等组织引导,分时分区、错时有序进行核酸筛查。在核酸检测前,提前向群众通知次日的核酸检测方案与注意事项;在核酸检测时,发挥志愿者的现场组织协调作用,引导好核酸检测时的口罩防护、人员间隔等秩序;但是,容易忽视的是,核酸检测后的人员自行离场秩序组织,这是比较容易发生人员聚集的情况,因此,也要加强核酸检测后的志愿者秩序引导。
三、提升核酸检测中的协调保障
在封闭管理、居家隔离的过程中,要做好群众外出核酸检测与其他活动的协调工作。一方面,做好核酸检测后的活动衔接。群众在核酸检测后,有可能会发生随后在小区、校园内采购或者逗留的行为,要重视这一环节的聚集与传播风险防控,建议及时引导居民回家、学生回宿舍,不要在小区、校园内逗留。另一方面,要加强核酸检测中的安全保障。可以在核酸检测途中,为群众免费或者有偿提供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帮助群众强化居家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增强防护的安全系数。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2019级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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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霞 || 应急物资保障:完善体系,提升能力
2021年12月2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41场),西安市防控措施再次升级。为确保群众生活物资运输保障及时到位,陕西省交通运输厅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配合公安、卫健等部门就共同做好抗疫生活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对各地市做了紧急部署。2021年12月28日晚,西安全市总动员,组织准备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为封闭管理小区提供充足物资保障,让广大市民静下心来、足不出户,居家防控。目前,西安疫情严峻复杂,封控人数众多,考验的不只是物资调动能力,还有配送能力,召集志愿者的能力,保证菜品安全不被污染的能力,配送环节的消杀能力等等。为此,应持续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第一,实现统一管理,加强区域内、区域间联动配合。在已有的物资供应框架内,统筹大型超市和蔬菜批发市场,实现统一管理、全局规划,实现资源的区域共享。针对各类应急物资储备的种类、数量、结构、布局等开展系统、全面、定期的精准评估,保障物资流、人员流、信息流畅通无阻,防止出现“争抢物资”“私囤物资”的现象,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探索建立以京东、天猫、盒马等大型供应链为中心的应急物资配制体系,组建区域应急保障联盟。
第二,实行专人负责制,强化储备物资动态管理。提升储备物资标识管理,定期对储备物资进行质量检查和库存清点,进行定期维护、保养、轮库和使用登记,确保储备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和更新,保持在备用状态。强化专人监管,并强化对相关人员的排查,预防交叉感染;应定期对库存环境、安全等进行检查,同时与各级应急系统高度协同,保证应急物资、药品可顺畅、快速调配及运输。
第三,建立需求供给平台,提升物资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与各供货商数据共享互通,整合各级应急物资管理部门的资源,明确应急物资需求的精准和详细信息,包括物资品类及标准、各地物资储备库存量、物资需求量、生产商信息、生产能力等。提升平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保障平台内相关指标动态呈现,物资数据分析智能执行,进而提高物资分配的工作效率。
第四,实行分批发放,打通最后一公里。组织蔬菜、大肉、蛋奶等货物运输车辆,定期向批发市场投放民生物资;鼓励推广“线上下单+物业配送”采购模式,由群众通过小程序、电话等方式预约门店和物业配送至居民家门口;对辖区内库存进行详细摸底,全面调动农贸市场、便利店、大型超市等各方资源,做好连夜配菜准备,精准组织配送;组织志愿者通过网络平台以点单形式,成立超市、社区、物业联动配送队伍,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就近分配,打通最后一公里。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2020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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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晨 || 完善疫情信息采集平台 ,加强发布管理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2022年1月1日0-24时,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3例(西安市122例、延安市1例)、治愈出院1例,2021年12月9日0时—2022年1月1日24时,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73例,西安市防疫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疫情之际,人们经常面对互联网上呈爆炸式增长的信息,该相信什么样的信息发布平台?如何减少各种谣言所引发的群众恐慌情绪?这是人们所要面对的另一场看不见的疫情——“信息疫情”。“信息疫情”是202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白里安在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创新研究会议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是指在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信息过载而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可靠的指导,可能令人产生焦虑情绪,甚至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西安本轮疫情信息收集和发布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收集系统崩溃,西安防疫系统网络技术存在短板
一码通系统崩溃、核酸检测场面混乱、民众信息录入系统崩坏、官宣封城后的全城大抢购……2021年12月20日,西安进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周一一起扫码,把一码通干崩了;周二一起做核酸,把核酸系统干崩了;周三一起抢菜,把超市干崩了......在正式迎接疫情防控这场硬仗之前,西安似乎已经有些自乱阵脚了。
健康码是作为科学精准防控疫情的有力助手。在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西安,市民出行、上班更离不开“一码一报告”。健康码不健康,一码通通不了,无疑给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带来极大不便,对于“一码通”平台中断的现象相关责任方给出解释并提出建议:在全员核酸检测的特殊时期,为减轻系统压力,建议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展码、亮码,在出现系统卡顿时,请耐心等待,尽量避免反复刷新。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居民恐慌。
这暴露了当地防疫系统网络技术方面的薄弱。一码通经过了几次维修才正常显示,说明相关应急能力不足,缺乏与超大城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承载力。
当前,西安本土一码通系统正常运行,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相关责任方仍需警惕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二、不法分子利用新媒介散播谣言,影响社会稳定
近期,西安市网信办对恶意发布有害信息、煽动地域歧视、肆意辱骂防疫人员的“爱在与众不同”“某某人的爷”“晚霞中的知音”等抖音账号,以及散播虚假确诊病例活动轨迹、造谣传谣、扰乱社会秩序和疫情防控工作大局的“西安锁哥”“青目星君”“起个名字好难啊”“淄新共同老于三败”等13个账号报请上级网信部门依法处置。同时,依法警告违法违规网站、账号22次,清理有害信息206条,协调公安部门行政处罚5人,申请列入征信黑名单2人。
日前,西安市公安局通报了3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典型案例。这些谣言如同“信息疫情”,给百姓添堵,给防疫添乱。回顾这两年的疫情防控不难发现,每当一地有疫情发生时,总会伴生出现“信息疫情”。究其原因,除了别有用心、哗众取宠,也与权威信息公开不足、公布滞后有关。疫情突如其来,群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巨大。如果权威信息的公开与发布跟不上,就会留出信息真空,给谣言提供滋生土壤。
在西安本轮疫情中,“某门诊部女护士分别与某隔离酒店员工、某大学老师存在亲密关系,导致新冠疫情扩散”的谣言,正是利用了三条传播链如何产生交叉的信息真空炮制出来的。
民众作为信息传播客体,在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极易通过抖音、微博、微信等平台迅速获得海量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往往具有迷惑性强,可信度低的特点。民众无法有效获得真实信息甚至获取到许多不良的虚假信息,这将影响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民众质疑政府的概率增加,负面不满情绪上升易埋下社会不稳定爆发因素的隐患。
针对西安市在疫情信息收集和发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资源投入,加强一码通防疫网络平台建设
为了确保市民手机里的一码通可以正常扫码、准确显示,真正做到“一码通”。政府可以基于政务服务平台认证体系,实现健康码互认互通功能。基于政务服务平台的用户认证体系,新增开发用户注册、三码查验、大数据分析、应用场景等特定功能,搭建形成统一的健康码平台,一是可以减少项目投资,现有的硬件设备、网络资源可以整合利用;二是可以充分吸纳现有用户认证体系中已经注册的个人用户资源;三是可以减轻相关部门信息系统的改造工作量;四是可以实现健康码注册用户和政务服平台个人用户两个群体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五是可以将健康码相关的注册、查验等服务功能吸纳到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范畴。
二、权威部门主动出击,发布辟谣信息
及时全面的权威信息发布是应对“信息疫情”最好的“疫苗”。让真相跑赢谣言,及时回应公众疑问与关切,群众能够得到有效权威的信息,自然会大大减少受“信息疫情”感染的风险,阻断谣言生存空间。这是互联网日益发达的当下,对西安应急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
为了对疫情信息进行更规范统一的管理,建议相关部门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同时依托国家政务数据开放平台,设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国统一数据公开模块。通过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来汇总整合省级政务数据开放平台的疫情数据,在兼顾个人隐私保护的原则下,及时公布最新疫情动态,公布有确诊病例区域信息,确诊患者的详细旅行史等,从而最大限度地缓解公众的焦虑和恐慌,防止谣言的散播。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2021级应急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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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皓晖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媒体舆论导向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决策非程序化的特点。疫情一经产生,即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随之产生的各种舆情信息极易造成公众心理波动,并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在本轮西安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了做到及时防控,政府各部门在极短时间内推出多项应急措施,这也要求媒体针对西安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实时报道、不断回应大众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 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则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在公众信息饥渴、舆论场内众说纷纭之际,媒体作为新闻舆论引导的主要工具,亟需迅速做好积极的舆论导向,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关切、传递权威信息,最大程度消除社会焦虑。尤其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媒体应正视公众的民意诉求、及时缓解社会情绪,帮助公众树立战“疫”信心。
一、 媒体应正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民意诉求
一般而言,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应尽可能满足民意诉求。民意诉求包括获取基本信息、通过分享和讨论进行情绪宣泄以及在媒体的心理危机干预之下进行反思与追问。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应满足民意诉求并结合事态的发展与变化,对舆论导向进行适当的调整,从4个方面实现对舆论导向的正确把握:第一,应及时抓住关键性的节点进行准确报道以满足公众对信息获取的需求。第二,通过问责机制为公众提供情绪宣泄的出口,并由主流媒体进行权威性解释以应对公众的情绪变化。第三,媒体应深入到疫情防控一线了解疫情发生后公众的真实生活。第四,应敢于正视公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疑问以引导积极反思。
二、媒体应缓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移动平台等渠道来获取的信息多具有碎片化特征。在融媒体背景下,媒介环境复杂,信息风险被无限放大。部分媒体为获更高关注,在推送资讯时断章取义。一些不法分子在移动平台上恶意散播谣言,引起人们的恐慌情绪。这要求主流媒体及时缓解社会情绪,做好沟通工作,充分认知媒介环境的复杂性和信息风险的严重性,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做到对公众社会情绪的快速感知和及时纾解。
针对媒体在诸如西安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论导向问题,本文提出以下观点。
一、媒体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正确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在公众信息饥渴、舆论场内众说纷纭之际,媒体作为新闻舆论导向的主要工具,应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客观、真实地报道,抢占舆论先机,通过权威发布,帮助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首先,应站在公众的角度,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对内容严格把控,给出正面信息,保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其次,新闻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社会效益的发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增加正面宣传,使公众随时了解事件发展状况,降低民众恐慌心理,维持社会秩序安定。
二、媒体应坚持真实报道与舆论导向的辩证统一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应坚持真实报道与舆论导向的辩证统一,在极力维护新闻舆论的真实性的同时,把握新闻舆论的导向性。一方面,应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清楚事实和真相“是什么”。媒体应通过及时发布疫情数据、科学解读中央部署、理性分析防控困难,安抚群众的焦虑不安情绪、树立人民战“疫”必胜的决心。 另一方面,新闻报道应突出展现疫情防控的主流和方向、把握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让群众了解党和政府举措。同时,应坚持创新,用新媒体新技术赢得传播优势和话语主导。当面对新闻舆论的主体局限性时,应用互联网+新媒体融合新型主流媒体,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赢得技术优势。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2021级应急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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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旅艳 || 应急生活物资:提升储备意识,增强调运能力
当前,西安疫情防控进入总攻阶段,各类应急生活物资事关社区百姓、大专院校学生、农民工等日常生活需要,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例如,当西安市决定于2021年12月23日零时起,对全市各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时,市民马上开始哄抢、囤积生活物资,无论是社区生活超市,还是学校宿舍便利店,各类物资都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更有部分不良商家趁机哄抬物价。以高校为例,部分同学发现,疫情期间学校超市的水果和零食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部分商品直接上架,未像平时那样添加售价标签,超市内还存在未经测温扫码进入、排队拥挤等管理乱象,造成了潜在聚集传播风险。可见,充足的物资保障和科学的物资管理对于安抚市民情绪、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202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公布了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该草案对完善应急保障制度作出具体安排,规定: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应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及时运输。草案提出,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结合最新草案要求,本文针对封闭式管理时期的应急物资保障提出以下建议:
一、平急结合,加强物资储备意识,提升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储备物资的目的是在危机来临时找到应对之策。在日常生活中,居民可根据危机种类,储备基本应急物资,如可耐存的干果、压缩饼干、基本的药品等。政府单位可根据应急物资的种类、数目组织“囤货”。同时,政府应对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保管、调配、运输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保证特殊时期充足日常生活必需品储备及药品的供应“不脱岗”。食物、水、口罩、消毒酒精、洗手液等作为基本的生活和抗疫必须品,必须保障充足供应。高校因涉及庞大的人口学习和生活,其公共安全更不容忽视。
首先,学校要加强应急生活物资储备意识教育,扎实做好学生物资储备工作。高校平时应开展应急物资储备知识的宣传教育,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学校、学院、各部门不同层面应结合实际情况,吸收高校突发事件的有关经验,拟定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以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工作有“序”可循;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培养忧患意识。平时,应制定一份个人的生活物资应急清单,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时有所需,必有所为,疫情面前,人人有责。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校方分担疫情压力,共克时艰。
其次,食堂饭菜供应不应以物资紧缺为由,在数量和质量上“打折扣”,更不可有意在打饭份量上“动手脚”。针对部分学生反映的饭菜质量和不新鲜等问题,学校后勤集团应加强对食堂工作人员备餐过程中的监督工作。除此以外,学校还应保障学生的健康饮用水供应。另外,学生超市除了供应学生食品方面的物资,还要综合考虑保障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比如女性生理期用品、卫生纸等,做到疫情期间物资供应保质保量。
二、建立健全应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及时运输。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草案对完善应急保障制度的具体安排,应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及时运输。在封闭管理期间,不仅要考虑物资储备是否充足,也应保障应急物资安全及时地输送,尤其是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社区和高校。对此,相关交通部门要全力支持配送物资的车辆和人员的运输工作,在保证物资质量过关、安全的基础上,尽量以配送物资车辆优先通行,确保配送渠道畅通、物资及时配送到位。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2021级应急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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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琳 || 风险感知视角下的疫情防控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从内部断裂的现代性出发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日益突出,我们所处的社会面临的风险将会更加复杂与多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考验现代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朽主题。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将风险治理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增强风险意识,进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推进应急管理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索。面对突发事件,公众会根据外部信息、所处环境以及依赖个人经验做出对风险的评估,其风险感知的高低会影响公众对该突发事件的态度以及行为表现,因此公众风险感知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治理内容。在突发事件中,风险感知是风险治理、危机管理的重要视角,只有准确把握公众对突发事件的风险感知,才能更有利于决策者制定高效的针对性决策。
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风险感知的社会放大效应
以Kasperson、Renn、Slovic等美国学者针对以往风险评估技术忽视社会因素权重的局限之处,整合媒体传播理论与组织层面对风险的应对,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化视角对风险感知与相关行为进行研究,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综合核算社会风险动态过程的系统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简称SARF),并基于此构建了风险放大模型。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存在于两个阶段:风险信息传递与社会反应机制。社会反应机制的主要途径包括公众感知与价值观、社会群体关系、信号值、污名化以及社会信任。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风险事件在与心理、社会及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强化或削弱公众的风险感知,进一步引发应对风险的行为模式和涟漪效应,进而对疫情防控以及公共机构的信任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一方面,有关风险的信号由个人和社会放大站处理;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反应所产生的新的“次级效应”增加了风险事件的程序,给风险治理工作增添了负担。这些次生变化被个体和群体认知和反应进而产生第三级影响,再依次传递。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应有时远超过事件本身的危害,可能导致巨大的间接效应。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大量伪科学网络谣言导致公众盲目抢购、囤货等不良事件发生,引发公众恐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及了社会稳定,给防疫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常以个人经验对未知的且正在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进行评估,而对风险的感知又会反作用于公众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行为。由此可见,公众感知风险能力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中公众风险信息感知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部门制定应急信息管理策略、提升公众风险信息感知效率、避免发生突发重大事件舆情等次生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图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图
二、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与防护性行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公众风险感知的波动与防护性措施选择是公众应对不确定情景的一种合理反应。过高的风险感知将导致公众采取过度的防护性措施,而较低的风险感知又会降低个体的防护意识,进而影响疫情防控效果,如忽视病毒的传染性或者危害性,不愿意采取防护措施等。因此,准确评估公众风险感知的状态对于提高疫情防控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最近的研究表明,疫情信息及其扩散过程、风险应对组织的社会接受度与风险责任归因等方面会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而疫情风险感知、个体特征、风险信息沟通、政府措施等方面又会影响到公众防护性措施的采取与遵从性。由此可见,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会影响到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因此,准确评估公众风险感知的状态对于防控突发卫生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和网络等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一方面,公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成本降低,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极易引发物资哄抢等恐慌行为。许多社会风险之所以最终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主体的风险感知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的不同。所以,政府如何有效地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如何通过多种媒介途径进行风险信息传播,已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
三、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优化与反思
(一)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避免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恐慌被认为是人类面临威胁而产生的一种群体情绪或心态。而过度的恐惧会导致惰性和参与危险行为,从而增加感染的发生率。从理论上讲,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处于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感。实际上,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已经被不少学者证明了。因此,在疫情期间,除了前线救助外,全社会的心理疏导也非常重要。其实早在疫情初期国家卫健委就下发了《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通知》,但是在全社会还没普遍重视心理健康的社会背景下,媒体也应承担起科学准确传达风险信息的责任,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并回应群众关切,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风险感知能力,从而使其采取更积极的防控行为。同时,政府和个体要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手段,提高人群的内容审辨力,使其对新冠肺炎形成科学认知,并及时的对公众进行心理疏导,从而规范并约束个体行为,提高社会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重视“心理台风眼效应”,避免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认为,风险信息的传播可能放大或缩小风险,进而影响到公众的风险感知,并引起相应的社会反应,甚至会远远超出风险事件的最初影响。李纾等人在研究汶川“5·12”地震时发现,个人的心理反应与风险中心的距离有关系,距离越近,其风险感知越小,反之则越大,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与以往的公共卫生事件不同,新冠肺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因此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同时还需要做好个人防护。但是,“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两个极端的效果。在高风险地区,人们的风险感知不强,进而出现防疫不到位,而在低风险地区人们风险感知过强,防疫措施过度,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此次西安疫情暴发初期,由于公民的恐慌情绪而抢购生活物资,进而影响正常生活及生产秩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心理台风眼效应”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此同时,媒体在报道时也应该根据舆情信息分析受众心态,第一时间将信息真实、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民,避免因信息传播而引起风险的社会“放大”。
(三)优化信息传播结构,引导受众情绪及行为
所谓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在描述和评估危险活动时所作的判断,是人们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管控的认知,人们会根据风险感知采取相应的防护行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媒体是疾病暴发期间的主要信息来源,它们在认知和情感上影响公众,并引导他们做出特定的反应。例如,媒体的报道以及人们对相关威胁的认知和随后的恐惧感,导致人们采取保护行动的意愿增加。但过度的恐慌刺激将导致个人无视和否认所传达的信息,这将影响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防控效果。风险意识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社会的警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人们总是积极确认其活动区域是否有确诊或疑似病例,以确保他们自身安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及时公布确诊人员的活动轨迹,也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缓解了他们的恐慌情绪,但这又会增强个人的风险感知进而滋生恐慌情绪。在类似新冠肺炎这类特大疫情中,媒体的大量报道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境中,引导与安抚公众的恐慌情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可以着眼优化信息传播的结构,运用其他方式或渠道进行风险信息的传播,比如社区信息传播等方式来对冲媒体大量报道所可能导致的恐慌情绪。
(四)任何重大决策都有其负效应,要关注并重视社会弱势群体
在疫情期间,任何重大决策的制定都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防护及发展需求,并通过增加社会信任来提高人们的防护行为,而不是通过强调风险严重程度来增加民众的风险感知,这样只会导致民众过度防护行为和不合理防护行为的发生。此次西安疫情期间,为了逃避疫情管控而出现了“铁人三项”,初次看到新闻人们都觉得好笑,但欢笑过后,难免会有些苦涩,这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当下疫情形势扑朔迷离,由于个人行为的不慎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巨大损失,但是在封控期间,这些流动性强、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该如何去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应当成为决策制定者需要关注并重视的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应对风险的前置性制度安排,如何以确定的制度去面对不确定的风险,这同样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厘清的问题。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2020级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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