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4日，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系统工程研究所、广东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应急管理50人论坛·第九届青年论坛圆满举办。多名院士专家深入探讨了应急管理前沿问题，推动了我国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的创新发展，助力了中国和人类应急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西北大学应急管理团队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培养质量、拓宽学生学术视野，组织应急管理专业研究生聆听了报告会。相关学生发言如下：
（集中听讲现场）
我院2021级应急管理硕士研究生刘泓贤在平行分论坛1作了题为《议程设置模式下风险沟通能力提升：警惕、路径与抓手》的报告。首先，刘泓贤同学运用案例分析法，从议题（舆情名称）、主体（媒介）、时间、影响及相关主体的应对方式（处置结果等维度，系统梳理西安首轮疫情防控期间中的网络议题/舆情，分析议程设置模式下风险沟通能力提升的警惕因素。接着，他针对四重警惕因素，提出议程设置模式下风险沟通能力提升的四条路径。同时他提出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模式下风险沟通能力提升的四个抓手，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风险沟通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常态化、网络舆情情景构建强化研判和预警、“一主多副”舆论引导模式强化议程设置管理，一方面可以赋予和激活公共部门的相关制度、政策和举措，为公共部门领导干部搭建风险沟通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和平台；另一方面，有助于防范化解网络空间去意识形态化风险，进一步筑牢网络空间安全屏障。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构成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的重要环节，2020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成纪宏同学在平行分论坛2作了题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如何运转？——基于120篇新闻报道的质性研究》的报告。根据中国知网关于基层应急管理的新闻报道，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利用Nvivo12软件进行编码分析，从120篇文本中提取了1450条初始语句，形成了46个副范畴和3大核心范畴，构建了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转的“驱动—主体—保障”模型。研究发现，在推动各级应急管理机构改革的进程中，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在驱动因素、主体因素、保障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实现良性运转。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复合影响下，基层应急管理更加重视端口前移而非被动应急。文章阐释了基层应急管理体系运转的一般模式，对打通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有积极意义。
我院2020级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牛琳在平行分论坛2作了题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新兴风险应对研究》的报告，首先，她从新兴风险的类别与特征进行分析，指出新兴风险具有已知性与未知性交织、陌生性与不确定性共存、以及发展、转化、演变的模糊性等特征，成为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难点，这对国家安全、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次，她对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兴风险应对的必要性进一步论述，指出新兴风险是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牢牢把握国家安全发展的时代要求，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努力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而城市安全作为承托整个社会安全的重要基石，在有效应对新兴风险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最后，她针对目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一是要强化政府的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监管和预控机制；二是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兴风险的研判能力；三是融合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兴风险的治理资源；四是鼓励社会组织及公众有序参与，实现对城市公共安全的协同治理；五是强化科技赋能作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我院2021级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王国桥在平行分论坛3作了题为《灾害公共预警何以高效？——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报告。首先，王国桥同学从极端灾害频发、国家应急管理方针和现实矛盾的研究背景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即产生预警成效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接着，他针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当前研究缺乏跳出学科界限进行交叉性思考，且过往研究基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对称性关系的假设，有必要借助“组态视角”研究灾害公共预警成效的生成模式。针对上述局限性，他基于近年来我国洪涝灾害预警的典型案例，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基于TOE分析框架构建灾害公共预警成效模型，识别影响灾害公共预警成效的核心与边缘变量，阐明不同条件对政府灾害公共预警成效的复杂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均不能单独作为政府灾害公共预警成效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个要素并不构成灾害公共预警高成效的瓶颈。最后，通过多变量组态分析发现高灾害公共预警成效存在四条具体路径，并总结归类为两种典型模式，分别为注意力驱动模式、预案驱动模式。
部分专家学者观点如下：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家峰教授作了题为《寻求更恰当的响应：突发事件类型与应急响应模式的适配性关系研究》的报告，分享了相关适配性的研究。首先，王家峰教授总结了适配性问题在很多领域，尤其是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并着重分析了应急响应的适配性问题，提出其目前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王家峰教授从突发事件的应急要求与政府的应急响应模式的分类模型出发，以一个综合的分类框架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最后，王家峰教授以多个案例来阐释适配性的逻辑，同时做出了简要的总结，突出强调了适配性思想在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暨南大学唐攀教授作了题为《基于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区域灾害治理体系分析与优化研究》的报告。唐教授首先从郑州市“7.20”灾害案例引入，提出探索天灾与人祸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塑造了灾害过程的复杂性，进而推进了其与灾害治理过程的高度耦合，要认识、探索并优化灾害治理体系。然后，唐教授就其团队对滨海快速城市化区域地震灾害链分析、高度城市化区域系统性共安全风险研究、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复杂性分析、青岛市“11.22”东黄输油管道爆炸应急响应组织网络等研究工作进行介绍。他从基于SES的灾害治理体系建模、灾害治理体系的演化分析、灾害治理体系的能力涌现机制等角度对灾害治理体系的建模、分析与优化进行了阐述。并以此前对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的观察与探索为例，对D区台风灾害治理体系网络和演化性分析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唐教授提出，未来要坚持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模式与研究范式，形成灾害治理体系的分析与研究范式，构建灾害治理体系数据库等措施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政法大学林鸿潮教授以《战时隐喻式应急动员的压力机制与问责变革》为题进行了汇报。首先，他总结整合了当前国家动员中的战时话语，包括真实的、拟制的和隐喻的“战时”，主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实践分类讨论了隐喻式的战时话语内容。其次，战时话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应急能力的扩展机制及其法律化，二是战时话语作为超常规紧急措施的正当化机制，三是战时话语作为体制内的政治意识催化机制，四是战时话语作为体制外的道德意识催化机制。再次，他认为在危机应对中，相关的官方战时话语隐含着一种压力机制，即强调应急目标的决定性、默许付出更多代价、厉行结果导向的问责，这样的压力机制虽有利于快速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但同样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为此，林鸿潮教授提出了一种缓释性的应对思路，即改变战时话语隐含权责安排的兑现方式，并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将“即时”的火线问责“延时化”，二是将“刚性”的严惩不贷“弹性化”，三是将“单独”的一票否决“综合化”，以此来推进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的变革。
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吕孝礼副教授作了题为《面向未来的巨灾峰值需求管理》的报告。首先，吕教授提出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关键物资的保供工作带来了挑战，我国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上还存在短板。接着，吕教授从四个方面对巨灾峰值需求进行了界定，并梳理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接着，吕教授介绍了巨灾峰值需求管理的核心要素“1H+3S”，即高速运转的组织管理（Organizing in High-tempo mode）、稀缺管理（Scarcity Management）、增产扩能（Scaling Up Production Capacity）、供应链管理（Revitalizing Supply Chain）。最后，吕教授指出了未来巨灾峰值需求管理的研究方向。
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作了题为《论作为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应急管理》的报告，报告首先提出了4个目前新冠疫情防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困惑；接着从应急管理为何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应急管理有何变化、作为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应急管理研究方向何在三个问题入手分别进行了具体介绍；最后提出了3点建议对报告进行了总结，即党的报告将应急管理工作定位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要超越将应急管理只作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组成部分的思路、从社会的多层次构成研究应急管理的多面向性。
国防科技大学吕欣教授作了题为《大数据，人类行为与应急管理》的报告，报告首先强调了大数据为理解人类行为和应急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之后具体介绍了大数据如何通过分析灾害条件下的人类行为时间统计规律和空间统计特性来为应急管理提供异常监测和灾后行为预测，最后吕欣教授针对新冠疫情防控就人类行为复杂网络建模进行了分析研讨，并简单介绍了大数据驱动的网络舆情分析和人工社会与仿真计算下中国防控模式帕雷特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