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5日，为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议题的深化，由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主办，张凤阳教授名家工作室协办的“放管服”改革十年的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国内各高校师生积极参会，会议由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雷晓康教授、翟绍果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振磊教授作开幕式致词。

研讨会上半场主旨报告由西北大学雷晓康教授、翟绍果教授主持，由付熙雯教授、翟绍果教授评议。

会议伊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张定安研究员做题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十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回顾与总结》的报告。他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方位助力政府治理现代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原则和策略、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路四个方面展开。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回应群众和社会关切、推进政府机制流程再造、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全方位助力政府治理现代化。因此，要坚持六个“必须”，始终恪守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始终围绕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南京大学孔繁斌教授做题为《“放管服”改革的知识影响效应——以政务服务为例》的报告。回溯并总结近十年来放管服政策的发展和主要成效，提炼出权利-利益和理性学习视角两个视角来看待放管服改革，权利-利益视角下解读政府治理现代化面临双重基本任务，理性学习视角补充权利-利益视角下所带来的不足，解析政府治理如何在演化论而不是构建论中，取得理性能力的增长。并将政府服务看作一个行政管理的知识学议题，结合案例，提出了增强政府的公众接触能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力、降低公众行政负担、改革职能履行的组织机制、提高行政正义/政府的伦理可靠性五个政务服务的知识影响效应，指出如何以政府伦理关系改善为引领，是政务服务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向，最后强调要从转换政府体系改革中如何识别智能转变和职能履行、象征，在技术赋能同时，如何阐释价值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的具体情景、目标；如何倡导行政业务处理优化为目的的改革、策略；如何构建进步性改革，在低成本解决复杂性公共服务质量中实现“制行合一”四个方面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构建推进与理论假设重构。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赵勇教授做题为《规范性与获得感：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两种价值取向》的报告。他从供给端的视角和需求端视角分别分析了“政府部门提供政务服务的规范性水平”和“民众获取政务服务的获得感状况”。他以“一网通办”为例，阐述了评估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指标体系构建，即选择在线办理成熟度、服务方式完备度、服务事项覆盖度、办事指南准确度、数据治理及应用、线上线下融合度作为规范性方面的指标；选择在线服务成效度（政务服务好差评）、特色创新作为获得感方面的指标，并发现规范性和获得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他指出，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未来取向，应当在重视规范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获得感，真正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

天津师范大学宋林霖教授做题为《“放管服”改革促进公共价值实现的治理逻辑》的报告。首先，宋林霖教授基于多年深度调研和放管服改革历程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指出此次“放管服”改革除了关注效率价值取向外，“增强公众的获得感”仍然是改革成功的不二法宝与改革的终极关怀。由于公共价值理论与放管服改革实践具有耦合性，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价值研究，可以更好地整合改革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更简洁地对“中国故事”进行理论凝练，也是深度追问“改革到底为了谁”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现。接着，宋教授分析了“放管服”改革创造公共价值的逻辑机理，认为“放管服”改革创造公共价值的基本逻辑体现为以“价值宣示引领、价值规则支撑和价值行动保障”的实践方式将政府行为同社会的公共价值期望有机联系起来，进而重构公共价值共创生态网络，最终回归“价值本位”的公共治理范式。最后，宋教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重维度对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放管服”改革进行展望。一是宏观导向，“放管服”改革促进公共价值生成了“大问题”，即公共价值要素平衡、公共价值测量与评估研究；二是中观着力，“放管服”改革助力从“部门本位”到“价值集成”，可以借鉴公共价值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思想，结合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培养公共价值认同的部门协同体系；三是微观入手，从行政文化的重塑、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规制等三个方面促进“放管服”改革中公职人员公共价值理念养成与实践。

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刘伟教授做题为《“放管服”改革的实践形态、结构矛盾及其消解路径》的报告。首先，刘教授梳理了“放管服”改革的实践形态。指出“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十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条战略主线，在改革中，我们力图以结构和关系之变，推进要素和资源系统的优化，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之变。“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是我国政府改革迭代升级的关键之所在。然后，刘教授指出“放管服”改革的结构矛盾。说明当前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改革理念和实践认识层面的“迷思”亟待澄清与革新；职能运行结构如何从“瘦腰型”转向“橄榄型”；权责纵向配置的扭曲与“有限”政府建设的双层结构；跨工作界面协同，如何破解“合”而不“融”的问题；如何回应技术革新与工具升级的边际效应递减。最后，刘教授针对问题，提出“放管服”改革结构矛盾的消解路径。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要从关系（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和要素（理念、体制、能力）的向度进行全方位思考。同时指出，面对这些矛盾的消解路径，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操起要于上、分其详于下，增强“自上而下”的贯通性；地方和部门要从等待结构性改革到积极进行改革试验；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提升技术性变革的催化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马亮教授做题为《“放管服”改革与行政负担》的报告。马亮教授结合个人的观察与经历，先是对“放管服”改革历史脉络的梳理，并进一步引申出“放管服”改革的核心要义是降低行政负担，通过权力下放与跨部门授权、适中事后监管、政务服务的创新与优化等方式，三管齐下、相互推动以降低行政负担。马亮教授通过整理分析“为什么减负那么难？”的原因，总结出“减负何以可能”的动力、能力、勇气和必要性等要点，并对“‘放管服’改革如何影响‘行政负担’”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方面，从政府“放管服”改革入手，主张降低和“转嫁”公民的行政负担给公务员、降低企业和公务员的行政负担、通过基层减负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等；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政府的互联网优势降低行政负担，即降低政府公务员的执行成本、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改革政府行政许可的程序、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最后，对行政负担降低的未来空间与路径，以及如何确保“放管服”改革不回潮等问题进行了分享。

研讨会下半场主题报告分别由西北大学孙峰副教授、西北大学李静副教授主持并作评议。

西北大学司林波教授做题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的成效、经验与展望》的报告。首先，司林波教授陈述了推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内涵及动因。其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主要动因在于契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变革的趋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以及适应全球治理格局的新形势、新变化。其次，其就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的进展与成效进行了整体性论述。其中，阶段性目标主要包括行政审批精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显著、创新创业潜能逐步释放、商事制度增量提质不加时，以及公共服务成为“潜力板”。在强化政府自身效能方面主要包含政府保障力显著加强、执行力极大增强、公信力稳步提高和创新力快速提升。此外，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放管服”改革关注民所关注、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惑、助民之所盼，显著提高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知晓率、获得感和满意度。再次，司林波教授将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改革主线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指向为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改革思路为坚持系统整体推进，改革动力为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最后，其从趋势、路径、建议三个层面对新时代“放管服”改革进行了展望。

陕西师范大学戴均副教授做题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下审管融合困境的生成逻辑》的报告。戴均副教授从问题引入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程，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融合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等研究方法对审管融合问题进行研究。在报告中戴均副教授以西安市Y区为研究对象，指出该区审管融合困境主要表现在走形式审批与救火式监管并存、审管信息协同共享脱节性反馈、联合勘探审批办理延宕性执行、审管部门职责权限模糊化认定、审批监管真空地带风险扩大化等方面，基于Y区审管融合所表现出的问题，戴均副教授构建出行政审批改革模式下审管融合困境生成机理的模型，从治理结构、事权配置、技术赋能、行政环境和行为策略五个纬度解释了审管融合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内在机理。最后，戴均副教授提出了推进审管融合的系统性路径选择：第一，完善审管融合的基础前提。增强结构的协同性，建立一体性权责关系；第二，优化审管融合的技术支持。建立专门的信息传送网，调试技术赋能制度。第三，培育主体的自适应能力。打造自主学习型组织，创新观念，提升监管体系的适配性；第四，重塑审管融合的行政环境。实现精准问责，重构绩效评估体系。

西北工业大学寇晓东副教授做题为《行政审批局改革的时间逻辑与理论意涵》的报告。寇老师从行政审批局改革的概念界定和历史溯源展开，介绍了改革的初心和目标、学界关于改革研究的进展和改革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放管服改革四个方面。其次，寇老师一是介绍放管服改革的生成逻辑，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对比分析；二是介绍放管服改革的演进逻辑，从行政审批的效率机制、学习机制、模仿机制和行政指令机制四个维度展开；三是介绍放管服改革的执行与组织逻辑，介绍了省内外区县放管服改革的现实案例。再次，寇老师介绍了放管服改革的理论意涵。一是认为目前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包括：进程之“散”、审管之“离”、效率之“迷”、数据之“墙”四个方面；二是基于WSR方法论，围绕放管服改革的关键点，从“物理”（W）层面、“事理”（S）层面、“人理”（R）层面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三是介绍放管服改革的理论意涵，一方面是清单制与法治政府，另一方面是大部制与界面政府。最后，寇老师对行政审批局的改革，从启动、起步、推进、拓展、完善、深化等关键阶段，依托“三角形”模型对全流程环节进行三维分析。并在文末延伸出了三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基层审批局到底应该集中哪些许可权？如果审批局和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趋同，审批局的制度优势是否还存在？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提速，审批局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引起了参会者的讨论和思考。

西北大学岳成浩副教授做题为《“放管服”改革的公共管理逻辑》的报告。从“放管服”改革的内涵、逻辑前提、逻辑展开、逻辑全过程以及“放管服”改革与公共管理理论五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和探讨。岳老师认为“放管服”的核心内涵是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而“放”的前提是供给侧权力太大、“管”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和志愿者失灵，“服”的前提是人民主权和人民满意。岳老师从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对“放管服”改革的逻辑展开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目标维度来看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要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活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从手段维度来看，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边界以及同级政府不同部门的职能边界；二是结构优化，实现简约化、透明化、标准化、集成化；三是技术支持，数字赋能政府“放管服”改革，全面构造“互联网+政务”。“放管服改革”逻辑的全过程包括前端、中端和末端，重点是事前咨询，核心是政府部门政务处理能力。最后岳老师总结提出三个问题并给出相应回答：“放管服”改革为什么改？——行政国家与计划传统；为什么能？——工业4.0与互联网5G时代；为什么“慢”？——深水区、刀刃向内。展望未来，岳老师提出“放管服”改革未来前景必将是“深化改革+技术赋能+全民参与”，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新疆大学李志杰副教授做题为《职能部门间的横向加码：运行机理、实现功能与优化路径》的报告。他指出在中国国家治理场域中，“加码”现象不仅体现在纵向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职能部门之间也存在横向加码，即在地方政府监督指导下，获得法定授权的“加码部门”通过职能部门间横向沟通协调和压力传导，督促和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超额”完成协同一致的目标事项。随后，李副教授以A省“放管服”改革中“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践为实证案例，具体分析了这类横向加码的运行机理与现实影响。其中运行机理主要包括协同一致的目标事项、法定授权的加码部门、顺畅高效的压力传导、专业负责的人员队伍四方面因素，共同推动影响着横向加码的产生与发展。就横向加码的现实功能而言，具体包括推进统筹优势和专业优势的有机结合、增强有关部门间沟通质量与协作水平、解决考核验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业务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意识等。基于以上研究，李副教授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的优化路径，即注重相关部门的全面发力、完善履责担当的奖惩机制、强调政策目标的科学合理、增进相关政策的宣传指导。未来，研究将持续在理论框架上进行调整更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深对横向加码的理解与认识。

兰州大学马翔研究员做题为《“放管服”改革中的牵头任务制合作模式——以兰州市为例》的报告。聚焦于牵头任务制，基于“放管服”改革典型案例，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分析牵头任务制中部门间的合作路径与机理。马翔指出，在政府规模大、行政碎片化程度高的背景下，跨部门合作问题是“放管服”改革各项任务完成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相较于传统的议事协调机构制度，牵头任务制主要由同级部分组成，且更加聚焦于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具有实效性。通过对我国兰州市推进“放管服”改革任务的田野观察发现，在牵头任务制中，部门能否合作，很大程度取决于绩效任务属性，绩效任务类型和绩效任务清晰程度是促成部门合作的关键要素。牵头任务制中存在以绩效驱动为主导的部门合作路径，这种路径是在任务型绩效和绩效任务清晰的双重交互作用下发生的，体现了牵头任务制中部门主动追求通过合作创造绩效的内生动力。由绩效驱动路径抽象出的追求任务型显绩是实现部门合作的唯一方式与最佳路径。因此，在现实层面，发包方在分配具体任务时，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精准分配任务，尽可能清晰地量化绩效目标，以此激发部门合作的内生动力。

西北大学马子博老师做题为《放管服改革驱动下的西安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的报告。首先，在问题的缘起中，马子博老师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新时代西安市经济弯道超车以及提高西安市营商环境动态监测四个方面，指出开展西安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研究意义。其次，马子博老师从企业成本的视角、政府干预的视角和整合视角，厘清营商环境的内涵。然后，采用德尔菲法，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构建起西安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得出服务化环境、市场化环境、法治化环境、整合化环境、国际化环境5个一级指标和32个二级指标的权重。为进一步开展评估，马子博老师采用问卷调查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安市营商环境进行总体评价，得出西安市营商环境处于满意度高和一般的中间水平。最后，马子博老师提出西安市营商环境建设的优化建议，认为西安市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应精准化企业应急缓冲预案，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市场主体机会公平；构建全过程市场主体监管机制，营造市场信用文化生态；创新政务服务技术载体，打造无缝隙政府形象；分类开辟跨境贸易绿色服务通道，全面提升外籍市场主体可获得感。

福建师范大学陈涛老师做题为《放权与赋能：“放管服”改革中行政负担的制内消解》的报告。陈老师从问题的提出、提升行政效能、四种模式、逻辑与效应、总结与结论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提出了行政负担的反向转化这一问题，在政策梳理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到研究主要讨论的问题意识是，政府如何消解在改革中反向增加的行政负担，具体有哪些治理路径，其相互关系是什么？其次，论述了以提升行政效能推动政府行政负担的制内消解，主要是通过适应性治理、技术型治理、无缝隙治理与整体性治理，其中，适应性治理是在不改变正式制度结构的前提下，采取机制创新的方式，重新调配资源，以组织赋能进行横向整合，激发体制活力；技术型治理也是保证条块结构不变，用数据赋能进行纵向整合；无缝隙治理与整体性治理均打破条块结构，前者通过组织赋能形成线下的组织界面，后者通过数据赋能形成线上的网络界面。再次，分析了政府行政负担的制内消解的四种模式，福建福州“一栋楼办公”的适应性治理，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的技术性治理，浙江衢州“最多跑一次”的整体性治理，山东平原“一次就办好”的无缝隙治理。其次，行政效能消解行政负担的逻辑与效应，主要表现为正向提高行政效能与反向消解行政负担两个方面。最后，从行政负担与行政效能切入进行了总结与讨论。

广州大学陈嘉时老师做题为《基层减负清单：样态表征与实践逻辑》的报告。将基层减负清单从类型、对象和发布主体三个维度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了基层减负清单的四个实践逻辑，即信息识别与整合治理：整合性减负的创新技术机制、信息公开与跨级下沉：减负信息的精准化传递、刚性制约与柔性调整：政令下发与基层执行的衔接创新、标准设立与权责界定：规范性减负的作用机制。他指出，基层减负清单的实际应用回应了对“量”与“质”以及基层精细化、清晰化治理的综合性需求，在基层推进减负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基层清单因实践经验与政策推广上的不足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因此，应在加大减负清单的推广力度和范围之外，将减负清单与向基层赋能、放权和资源下称相结合，才能真正破解基层减负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