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由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主办、张凤阳教授名家工作室协办“第三届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大问题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召开。西北大学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合作单位成员集体参与学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刘泓贤学习了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题为《超越现代主义治理的主宰逻辑》的汇报。张成福教授指出人类社会从来不是一个提前设定完备的客观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往往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及其行为所主观创造或构建的。接着，张老师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已成为时代的主宰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其信念有四：一是人类是主体性的信念，即人类具有自我宰治的功能；二是关于对世界存在模式的想象，即世界具有内在的秩序和结构，可以被分析、理解和治理；三是关于普遍真理的想象，即人经过理性的方法便可以发现普遍真理；四是普遍真理被发现后，社会必然取得进步。最后，张成福教授认为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需要深入批判反思指导现代治理实践背后的主宰逻辑，进而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和实践的发展。

韩晓丽学习了武汉大学丁煌教授题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建设应处理好“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的汇报。丁煌教授指出，包括“公共管理”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作为古今中外长期积累的结晶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在更加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创新”应该且能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同时，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和改革实践本质上是借鉴”基础上的“高起点创新”。所以，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建设既需要注重基于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规律概括，也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借鉴”使中国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创新”具有更高的“起点”。

汪静学习了四川大学姜晓萍教授题为《治理韧性：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的汇报。在对“治理韧性”的理论溯源中，姜晓萍教授从“韧”的符号意蕴、“韧性”的概念缘起与拓展、“治理+韧性”引发的范式变革、“治理韧性”在中国的场景聚焦、“治理韧性”与“韧性治理”的概念辨析、治理韧性的认知分歧六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治理韧性”的概念与分歧。在治理韧性的场域、本质与维度分析中，姜晓萍教授指出，要将治理韧性锁定在社会治理场域，需要回答社会治理为什么要强调治理韧性、社会治理韧性为了谁、社会治理韧性如何实现三个前置性诘问。最后，姜晓萍教授从权力、主体、价值与目标等层面提出，要以“授权赋能”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以“社会凝聚”促进社会治理主体的有效协同，以“共同富裕”保障社会治理价值的有效彰显，以“敏捷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有效达成。

郑冰茹学习了西北大学张正军教授题为《公共行政的政治控制研究》的汇报。张正军教授指出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公共管理理论建构与学科建构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但是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存在缺陷，这样的缺陷制约了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张正军教授系统梳理了公共行政政治控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逻辑，指出政治偏好与政治控制行为泛滥推动了学界对公共行政政治控制问题研究的专门化。随后，张正军教授点明了公共行政政治控制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基于官僚政治控制理论研究的检视。最后，张正军教授总结了四点启示：第一，要重新审视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及“二分法”的意蕴和价值；第二，要重视官僚自治和信息偏差的双重功能；第三，要加强对委托人控制的研究；第四，要关注政治在公共管理系统中的理性地位，将政治作为内生变量对政治管理概念的建构。

王纪元学习了浙江大学赵志荣教授题为《城市风险账目和财政韧性》的汇报。随着社会对城市韧性关注度的增强，赵志荣教授关注到了城市财政韧性这一新的纬度，其中，对财政冲击和财政应对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分析，并引入传统公共管理中的地方财政压力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相关概念与方法对其进行补充。最后，赵志荣教授提出本研究一是建立了城市风险财政账目，二是要构建城市财政韧性分析框架，并着重围绕动态应对机制和稳态预备机制两个层面对该分析框架进行了系统讲解。研究通过对2000年后关于城市财政压力与城市财政可持续相关的241篇文献进行了总结分析，进而得出了城市财政韧性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动态应对机制。包括了resitance、recovery、adaptation、transformation四大层级，并与地方财政偿付力的四个等级高度配对。第二，稳态下的预备能力。包括城市治理韧性思维、基本原则、情境把握能力、预备性能力四个机制。

刘顺学习了南京大学孔繁斌教授题为《发现的逻辑与公共管理研究》的汇报。孔繁斌教授指出，公共管理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中是一门成长型学科。首先，从研究类型来看，基于研究动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纯基础研究、纯应用研究、应用激发基础研究、消遣爱好研究四种类型，公共管理研究则属于第三种。其次，从动力机制来看，知识发展的动力机制分为“发现的逻辑”和“论证的逻辑”。其中，“发现的逻辑”更为强调创造的精神与批判的理性。再次，从交往理性来看，交往理性视角能够消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单因素无效解释。故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对共同体建构的真正的逻辑应该是具有交往理性意义的公共服务。最后，孔繁斌教授认为，公共管理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发现自身、认同自我的知识提炼过程，是一个与我们头脑中既有多样性知识无休止的搏斗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更在乎“发现的逻辑”。

程冠斌学习了中国人民大学何艳玲教授题为《当下需要看见的治理大问题》的汇报。何艳玲教授认为，大问题关乎价值取向，关乎体系角色，关乎机制影响，在这之中，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这个命题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当下中国的时代之问。其次，通过嵌入比较级之后，可以将治理过程中人民命题转换为利益相关群体的划定、最大多数者的界定、最重要利益的确定三大具体问题。通过比较分析进而得出，治理过程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价值问题，更是一个科学问题和专业问题，即人民算法。最后，何艳玲教授指出，人民算法意味着治理过程中党领导的治理角色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科学问题和专业问题，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动态，持续均衡逐渐趋近的过程。这为具体治理过程中的决策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陈泽鹏学习了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题为《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的汇报。杨立华教授从建构文明公共管理学、文明政治学的理论价值出发，认为文明公共管理学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就是历史公共管理学，历史视角对于解释当代中国公共管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杨立华教授进一步指出，发展历史公共管理学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和实现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最后，杨立华教授从作为资料的历史、作为方法的历史、作为透镜的历史、作为对照的历史、作为参考的历史、作为当代因素的历史、作为文明延续的历史和作为超越对象的历史八个方面提出了历史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维度。

王举荟学习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刘杰副秘书长题为《职能分解与部门合成：政府机构改革中的集成逻辑及其限度》的汇报。刘老师从审管关系改革的角度引入，指出职能分解优化的必要性，回顾大部制以来后的机构改革，提出“集成化”和“最大公约数”。他将部门集成模式分为四种，分别为相近领域职能的大部门、同一领域职能的专部门、类型化职能的流程部门和事件化的平台+部门模式。在集成方式方面分别为叠加提成、组件提成、要件提成和模块提成。刘老师认为：集成是有“天花板”的：一体化政府的不可得性，“很多”可以变成“多”，但“多”不可能变成“一”，多部门将是一种相当长期的现实存在。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在多部门并存的现实面前，并不存在理想的“一体化”集成。

张琇岩学习了西北大学席恒教授题为《合作生产与利益共享：公共管理的行动逻辑》的汇报。席恒教授通过“目的—手段”坐标轴的方式展示公共管理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提出公共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政府间合作，政企合作等，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主体整合在一起，实现社会的有序化，合作收益的最大化和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合作收益的最大化由合作生产力函数决定，合作意愿、合作资本和合作的制度条件为其影响因素，而利益均衡与分配合理化则由合作收益分配效率函数决定，合作贡献度、分配标的物及合作的制度条件构成其影响因素。随后席恒教授又细致讲解了福利共享的四个内容纬度和四个阶段，即利益共享、资源共享、项目共享、福利共享以及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最后，席恒教授从“共生-共创-共享”的逻辑链条诠释了公共管理行动逻辑，其中共生是前提，共创是基础，共享是目标。

邓紫皎学习了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题为《论跨界治理的两种思维》的汇报。李瑞昌教授主要分享了三个问题：一是跨界治国为什么会成为重点，“界”和“边界”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主观想象的，因此，在实践中，跨界既是需要(want)也是需求(need)。二是跨界治理实践的两个思维，一种是棋局思维，另一种是网络新思维。其中，棋局思维包括象棋棋局思维和围棋棋局思维。象棋棋局思维强调“越过边界”，实践中，常采用边合区、企业并购、行业联盟等方式推动跨界治理；而围棋棋局思维突出“无边界”和相互嵌入，在实践中，常采用飞地经济、新兴产业、区域一体化等推动跨域治理；而网络思维主张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联通，实现两个“无界”的世界跨界治理。三是跨界治理理论创新何以可能，李瑞昌教授强调未来理论创新应从治理对象出发，运用网络思维和数据思维，构建由数据驱动和算法驱动的新的跨界治理理论。

刁心怡学习了暨南大学颜昌武教授题为《公共行政中的公众角色：一个学术史的梳理》的汇报。颜昌武教授首先梳理了公众角色的历史演变，在传统社会中作为被治理对象的公众，在现代社会经历了“主人—顾客—公民—伙伴”的角色演变。颜昌武教授沿着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脉络，阐释应当如何找回“公众”的时代命题，现代公共治理必然直面政治与行政、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如何定义公众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成为学术界反思精英决策模式之弊端的首要任务。最后，颜昌武教授指出我们应当以“公众优先”代替“顾客导向”，构建良性的政民互动关系，未来我们要扬弃工具理性和单向思维模式，使公众和政府最终走向真正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