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由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第十五届公共治理青年论坛——公共治理现代化“新百年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在线上召开。西北大学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合作单位成员集体参与学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韩晓丽学习了鲍静副会长和丁煌教授的汇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鲍静就《数字革命时代：公共治理学科的兴起与思考》进行发言。鲍会长剖析了公共治理学科随着数字革命时代发展的“姓名史”，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信息革命和数字化助力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腾飞。同时，公共权利分配和公共利益保障等问题对于公共治理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治理学科建设应放观全球视野，注重拓宽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厘清公共治理形态、剖析教育形态的解构与建构、研究学科与教学科研的解构与建构。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联合召集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丁煌教授以《新百年的公共治理发展应坚持借鉴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为题展开了演讲。他指出，包括“公共管理”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作为古今中外长期积累的结晶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在更加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创新”应该且能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同时，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和改革实践本质上是借鉴基础上的“高起点创新”。所以，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建设既需要注重基于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规律概括，也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借鉴”使中国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创新”具有更高的“起点”。

汪静学习了韩志明教授和叶林教授的汇报。上海交通大学韩志明教授分享的主题是《“老子命题”及其反论——基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分析》。首先，韩志明教授基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谨慎小心论、恰到好处论、少去搅动论的3种模糊解释，提出老子论中的“小鲜论”的命题，即社会的力量比较弱小但也能富足强大，能够抵御国家干预。其次，韩志明教授梳理了党和国家在治国理政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之道，指出大国治理的“老子命题”表现为国家无为而治、制度政策稳定性、治国理政有分寸、日常管理少扰民四个方面。最后，韩志明教授指出，在古代社会“治大国若烹小鲜”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但今天我们处于复杂性、多样性、流动性时代，“老子命题”需要我们以批判性思维进行审视。因此，“老子命题”对当今治国理政的启示在于：在战略层面上，大国治理要注重长期性、整体性和宏观性的问题及其影响，避免急剧的转轨、过度的介入和任意的折腾，给社会留下适度的自主性空间；在战术层面上，国家职能体系快速扩张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与社会更加深度地交互作用，既有其好处也有其弊端。同时，韩志明教授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大国治理要什么以及怎么做，大国治理应该如何操作起来，大国历史演进的治理循环规律是什么，大国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中山大学叶林教授分享的主题是《城市治理的城乡向度与城乡统筹发展》。在研究背景中，叶林教授梳理了城乡关系变迁中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比的变化，并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在研究向度中，叶林教授提出要进一步分析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关系，实现城市治理向乡村延伸，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研究进路中，叶林教授指出要关注城乡向度，推进城乡治理。在国家政策上，已经提出了要以县域为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从乡土中国、城市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城乡关系变迁也反映了城乡理念的变化。最后，在城乡治理中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城市与乡村双向的发展与治理融合中，应当关注帮扶组织的混合性和科层性等特征，发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力量、志愿服务等多元主体的组织合力，立足城乡不同的治理制度、组织和形态之间的混合性特征形成的运行机制呈现出跨部门、跨层级和跨区域特征，探索其协同治理的路径，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程冠斌学习了马亮教授和孟天广教授的汇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以《国家治理的悖论及其消解》为题，从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的“悖论”、从组织悖论理论学到什么、国家治理悖论的消除三个方面展开报告。他指出公共价值是多元的，内外还充满着张力、冲突与矛盾，放眼当下国家治理就是要解决两难多难的问题。他以合肥“正大光明”式的防疫为例，阐述了合肥既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又要“经济社会发展”两难治理困境下的举措。他讲到悖论是组织存在不可或缺的，在国家治理中悖论同样无处不在，需要使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同时达到较好的状态，例如，瘟疫与发展的悖论。最后，他讲到要基于悖论理论的动态观、合法性、能力观与领导力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外，还要从悖论中找到国家治理的新路和契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孟天广教授以《数字治理生态：数字政府的理论迭代与模型演化》为题阐述了数字治理生态及其结构、要素、运行机制，以及数字治理生态如何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等问题。他以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背景为切入点，从行政机制、社群机制、信息机制的元治理视角提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命题与实践命题。进而他指出，现阶段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更加强调技术赋能国家、技术赋权社会两个方面，数字政府的理论也已经从工具论、数据论、平台论、治理论、赛博论的视角迭代到了生态论这一更广义的视角。他讲到，数字治理生态的结构包括数字治理主体和数字治理资源，这要求政府加强引导与主导，社会参与和经济驱动，以此推动包容性、协同性、智慧性、可持续性的数字治理生态体系建设。

刁心怡学习了熊易寒教授和高翔教授的汇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数字技术与政府的平台化运作：S市“一网统管”的案例研究》。熊易寒教授首先抛出三个问题引入主题：为什么各地的地方政府都表现对数字技术/数字治理的强烈兴趣？为什么数字化治理在应对一些重大应急事件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十分广泛，那究竟引入数字技术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又产生了什么新的问题？他认为当前数字技术治理存在后果的不确定性、部门利益、信任不足以及缺乏制度、规则支持、激励不足等问题。熊易寒教授从编制人员角度、功能角度和领导班子构成角度对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平台化运作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出，数字技术推动了政府的平台化运作，但效果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数字化治理仍处于政府、市场、社会的环境之中。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翔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数字时代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创新》。高翔教授首先介绍了数字革命、互联网普及率、技术、社会与公共管理以及数据驱动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变革。她认为数字技术不仅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载体，它的广泛应用同时改变了市场、社会的运行方式。她提出数字时代背景下，良好的政府是一种必需品。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经济社会运行和公共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技术本身难以保证善治，政府则是影响数字治理绩效的关键变量。最后，高翔教授从宏观、中观、围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新路径。在宏观层面，数字驱动的政府职能转变，包括“放管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等内容。在中观层面，数字驱动的组织结构变迁，包括基层治理系统、整体智治、数字政府等内容。在微观层面，数字时代的治理工具创新，包括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和数字法治等内容。

刘顺学习了文宏教授和吴晓林教授的汇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宏教授报告的题目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属性探究》。文宏教授首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属性进行了讲解，其认为，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相反的是，现实中非疫情地区对疫情地区的排斥现象超越了阶层、经济结构和以往的社会网络，本质上是一种“圈层阻隔”行为，同时也是危机情境下的城市治理需求。随后，就危机情境中公共政策的社会属性展开考察。通过比较34个省级行政区公众情绪反馈差异发现，在疫情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大多数公众对“延迟开学”政策整体呈消极情绪，但消极情绪的程度和对政策的积极反馈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可能与地区受影响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最后就面向危机情境的城市治理的未来出路进行建构，其认为，在关注常态和应急态的整体性城市韧性建设的同时，也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韧性城市的社会属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林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一策多制：特大城市风险防控政策工具选择机制》。吴晓林教授认为，学界现有关于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因素的研究倾向于总体性界定、聚焦政策执行的某个侧面，而缺少差异化的分析。基于“路径－激励－督查”的分析框架，选取了267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国安全管理网、21座特大城市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网站发布的相关政策措施，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在风险防控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以政策遵从为主，政策应变为辅。其中，政策复刻主要受“明晰的政策路径和督查”影响，政策细化主要受“模糊的政策路径与督查考核”影响，政策创新主要发生在“正向激励”条件下，而政策加码则主要受反向激励的影响，政策变通主要受“督查评估”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为，地方政策执行多种方式“共存”，地方政策工具的选择受“路径－激励－督查”多重因素的影响。

郑冰茹学习了“平行分论坛B：公共政策与治理”的相关汇报。中国人民大学钟光耀博士作了题为《干部交流制度的政策扩散效应与机制分析——基于多安利的比较研究》主题报告。中国地方官员拥有更制度化的流动性和更集中的决策权，因此，干部交流会带来政策扩展。钟光耀博士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当前学界虽然关注到了干部交流导致的政策扩散现象，但主要集中于跨地区调动的政策扩散，对于跨部门交流和政策扩散主体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证分析。基于动力—路径分析框架，钟光耀利用四个案例将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干部交流导致的政策扩散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工作局面打开成本较低（破局）、政绩考核压力较小（应考）、升迁激励小于跨地区交流（升迁）三项因素构成了干部交流的政策扩散动因，并且政策发生扩散后，其基本流程为政策类型的选择、政策议程的开启、政策以至于扩散和阻力克服与政策落地。基于对干部交流的政策扩散路径分析有利于完善干部交流与政策扩散的理论解释，并增加对于政策扩散的核心因素具有促进作用。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春艳教授及周付军博士作了题为《环境治理目标设置博弈如何影响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主旨报告。基层政府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桥梁，对上需要担负承接国家治理任务、反馈社会声音的责任，对下起着服务基层群众、传达国家声音的作用。基层政府行为受到两个不同向度力量的影响，即向上的权力向度和向下的服务向度。从权力向度看，上级政府对环境治理目标的重视和府际间纵向权力控制关系的存在强力驱动着基层政府实施并推进政策，促进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从服务向度看，环境污染问题逐步凸显，严重影响了基层群众生产生活，降低了基层群众生活幸福感，催生出强劲的环境治理需求。政治势能、考核压力和环境治理需求为环境治理推行提供了基本动力。地方政府在对体制内资源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整合执法资源，并借助制度延伸将资源触角延伸至体制之外，为环境政策稳定持续运行提供了强大资源保障。

张琇岩学习了“平行分论坛C：数字政府治理”的相关汇报。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丁淑娟老师以《医疗资源均衡化导向下互联网医院发展成效、问题与对策》为题进行了汇报，从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分析与论证、对策建议五个角度展开。她指出，互联网医疗承担着均衡医疗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共享的使命，尽管在实践中取得了互联网机构数量快速增长且集中趋势显著、服务人次逐渐增加、患者满意度持续上升，但仍存在着内部供给不均衡、与其他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机构的差异，应从整合资源、纳入规划、综合评价、明确内涵等四个方面促进其发展。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春杰博士作了题为《数字鸿沟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汇报。他指出，当前数字鸿沟的前两个维度内涵已经较为明确，但第三维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通过构建数字鸿沟指标体系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两个变量进行测度，并从贫困的生成机制出发探究数字鸿沟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路径及机制，最后通过Probit回归模型进行数据验证，发现数字鸿沟存在显著的致贫效应，且对东部地区的农户群体影响更大，工具偏好和使用目的会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邓紫皎学习了“平行分论坛D：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相关汇报。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京唐、陈毅博士作了题为《稳定性自主：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圈图景再审视——基于对“绿主妇”成长的历时性观察》的汇报。张京唐博士认为在已有机构、资源和行动三维研究基础上，社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不容忽视，而且制度贯穿组织机构、资源吸纳和行动策略三者之中，且每一种维度又可基于现实情境与理论文献细化出二级指标。以上海“绿主妇”模式为例，分析案例三个阶段：借势增能、联动互促与自主孵化。在社会组织稳定性自主的生成机制与稳定性自主的空间塑造方面，“绿主妇”呈现出自组织特征引发的组织内部行为制度化和地方治理环境背景下的组织外部合作结构化。最后，他提出社会组织通过组织机构搭建、吸纳和整合资源、优化行动策略与制度革新和塑造规范来实现其自主性的生成以及进一步塑造稳定性的自主。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汤瑜博士作了题为《党建引领、关键行动者与城市社区集体行动——基于N社区加装电梯的考察》的汇报。他提出实现城市社区集体行动是老旧小区改造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公共事务治理中“城市社区集体行动何以可能？”这一研究问题出发，以N社区党建引领电梯加装为分析案例，基于“关键行动者”视角建立集体行动分析的“嵌入-整合-助推”框架。研究发现，在公共参与不足、公共精神式微的背景下，党建引领老旧小区改造对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社区党员关键行动者作用的发挥。

成纪宏学习了“平行分论坛F：特约分论坛”的相关汇报。平行分论坛F的主题是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在交叉学科的背景下，赋予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厚重韵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祁红伟博士汇报的题目是《宋代官民协同治水中的权力、责任与界限》，他从河道、圩田的官私与等级分化、官民在治水活中的权力分责、官民在治水活动中的界限、结论四个部分展开，讲解了宋朝治水过程中的官民协同行为，官方利用一些公告的政策工具，发挥劝诱、督导的作用，在官方的感召力下，民间实际上是具体实施的客体。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孟泽众博士汇报的题目是《飞挽刍粮—绍兴辛巳之役与两淮军粮供应》，孟博士从背景、宋军在两淮地区的战略部署、淮西战事与淮东战事和军需供应之间的对比分析、小结四个部分进行了汇报。研究主要讨论了战争、财政、军粮、社会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关联，军粮作为一种战略储备物资，我国自古便有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论述，军粮是影响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认为一是存在条条管理有余但块块管理不足，二是运粮与筹粮事权之间存在不统一的问题，这也为后期兴建军仓，解决补给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