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有一篇脍炙人口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想》，风靡世界。对于刘文瑞老师来说，他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读万卷书，做一个有“风骨”的学者。
刘老师出生农村，上大学前满打满算读过八年书，还是半日制学校，后来在农村干了八年，可以说，骨子里渗透着黄土的气息。后来赶上改革开放，圆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
1978年被录取到西北大学历史系。高考完的那个下午，他去看了一场电影，却因为太累在电影院睡着了，电影讲的什么已然记得不太清楚，片名却始终忘不了，叫《枯木逢春》，与他当时的心境很吻合，所以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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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学相遇，与管理学定情，他是一位涉猎广泛的“杂家”
（刘文瑞老师照片）
从1978年到西大求学、留校工作再到2016年退休，刘老师师从张岂之教授，喜爱钻研历史，却在种种机缘巧合下，成为了西大第一批开拓行政管理领域课程的教师之一，为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开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西北大学工作、学习的三十八载，从教务员、科研秘书、研究生秘书，再到专门从事教学的老教授，他涉猎历史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有人曾说，刘老师读书太杂，不利于在某一方向上深化，但他却不后悔，对于立志治学的人来说，广泛涉猎深化了他的学术理解，也开阔了他的学术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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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烟，一杯茶，一本书，是他作为一位学者的全部
（刘文瑞老师接受采访）
他是管理学界有名的学术大家，却衣着朴素，不拘小节。点一根烟，泡一杯茶，看一本书，足以坐上一整天。在他看来，做学问重要，做人更重要。做人与做学问必须统一，而且事实上也具有统一性。如果人格存在某种缺陷，那么，学问的境界也会受到限制。大学阶段，正是人生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人性教育尤为必要。在他看来，成绩、名次等等往往被人看得很重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而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借用一句眼下很流行的台词来说，就是：“做人要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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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也好，电邮也罢，传递的都是呵护与奉献、敬重与虔诚
（刘文瑞老师生活照）
公管院的研究生都知道，做刘老师的学生很“辛苦”。每周他都会给自己的学生“开小灶”，听听他们学习上的困惑，和他们进行学术探讨。
从2004年起，刘老师就坚持与他的学生进行交流。起初是书信，后来学会了用电脑，电子邮件和面谈就成了他与学生沟通的日常。这些学生有本校的，有外校的；多数是本科生，也有少量研究生；有在校的，也有已经毕业的；有的专业离得近，有的专业十分远；有的非常熟悉，有的素昧平生。这已成为习惯，坚持至今。他将这些积攒并整理，最终形成了十几万字的书信稿，刘老师命名为《师生之间》。这里面谈论的内容广泛，涉及治学、做人、公共问题探讨等，言辞虽朴实无华，读来却感人至深。
●老刘经典语录
1.没有孤独，就没有思想。但不要让孤独压垮，而是在孤独和随俗之间找到临界点。
2.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幻想、迷惘和不着边际，总会有某种乌托邦式的精神世界。这是正常的，不足为奇。但是，随着生命的成熟，幻想会逐渐隐去，现实会凸现出来。不过，如果彻底丢失了幻想的翅膀，则无异于行尸走肉。所以，幻想还要有一点，不过要在生活的压力下，在现实的逼迫下，将幻想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
3.毋庸讳言，大学学的很多东西是无意义的，枯燥的说教，明显荒谬的标准答案，昏昏欲睡的课堂，都是这种无意义的表征。然而，这种无意义在训练你的耐心，培养你的坚韧，形成你的性格。
4.当你发现了老师的谬误时，你就是在进步；当你看到政治课的答案毫无道理、暗暗发笑却不得不在答卷上写上标准答案时，你就是在提高你的识别鉴赏能力；当你咬着牙违心地背诵那些一钱不值的东西时，你就是在训练你的忍耐力；等等。经过了这样的可诅咒的训练，跨出校门后，你会一点一点逐步感受到，正是这种乏味无聊的过程，锻炼出了你的生存能力。
5.当你在从事有意义的研究时，你会体会到，无意义的八股式作业，培养了你细致耐心地钻故纸堆的韧性。
6.读书的范围大可开阔一些，不要有专业、种类、品味高低的过多限制。所谓“必须阅读”云云，似乎不必那么死板，而且还要看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哲学、历史、文化与文学、经济、政治、军事，什么都可以看一看，即使是别人目之为“低级趣味”的，也未尝不可。
7.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可能对过去的疮疤比你们有更多的体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带有更多的旧的痕迹，更多的彷徨和无所适从，更多的习惯（传统）和理性的冲突。
8.困境和信仰危机当然存在，在目前的社会中，30岁以前如果没有信仰危机才是怪事。
●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
如果要让我给在校的学生朋友提点建议，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做人。做人与做学问必须统一，而且事实上也具有统一性。如果人格存在某种缺陷，那么，学问的境界也会受到限制。
学做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中开始的，大学是这个过程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这一环节中，如何实现由幻想到实际的过渡至关重要。年轻人必须有点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希望，然而，幻想极容易破灭，而实际又是极为琐碎、极无意义的，往往使人失望。在幻想向实际的转化中，如何能保留一点幻想而又适应实际，是把握人生的关键。如果只有幻想，那只能成为诗人；如果幻想全部破灭而非常实际，则只能成为俗人。
教育的本质是是培养健全发展的人，人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教育。学校的课堂学习是教育，家中父母的榜样是教育，朋友的言行、社会的交往也是教育。如果把教育仅仅理解为学得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那就未免把教育的意义理解得太狭隘了。
大学阶段，正是学生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人性教育尤为必要。在我看来，在大学阶段，成绩、名次等等往往被人看得很重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而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借用一句眼下很流行的台词来说，就是：“做人要厚道”。
关于培养做人的基本理念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一直存在着一些缺陷，急功近利式的“成才”教育，加剧了这种缺陷。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注重“成才”。实际上，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成人”比“成才”要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从我们培养出的一些“人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才”的显露同“人”的缺失往往是同步的。做学问是重要的，而做人更重要。大学里不但要学习知识，还要养成良知。没有知识，会坐井观天甚至无畏狂妄；而没有良知，则会冷血甚至会残忍。一个没有良知而又具备知识的人，很可能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历史上有许多悲剧，正是丢掉良知酿造出来的。有些所谓的学者，知识倒是丰富的，然而却善于窥测风向，丧失人格，或者借学术以营私利。这样的学者，恐怕已经不是学者，而是政客或者投机者。
毋庸讳言，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尤其是在人格培养上的失误，有可能会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副作用。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说法，细细推敲则不难看出我们的教育问题所在。例如，我们经常颂扬教师的一句话——“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面上好像是对教师的高度赞扬，但仔细想想却大有问题。你想想，灵魂可以由“工程师”来塑造，这个灵魂是不是丧失了人作为人的某些东西？而且“工程师”这个比喻，恰恰是把“人”异化为“物”的无意识写照。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比喻的缺陷如果严重到了完全改变了比喻物的性质，那就不仅仅是缺陷了。
当前，“以人为本”得到了大力提倡，这对于我们扭转教育的失误，在重视治学的同时更加重视人格的养育，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以人为本，并不简单地只是发挥人的积极性，而是要恢复人在社会上的主体性。有些人也讲以人为本，但往往还是把对人的重视停留在工具性、手段性的水平上。这种“以人为本”实际上还是末而不是本。真正的“以人为本”，是要克服人的异化，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古人在做学问时，强调“学以为己”而不是“学以为人”，就是主张治学是为了完善自身而不是为了取得某种功利性外在效果。摆正这一关系，才能领会做学问的真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大学生正处在“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即“成人”阶段。如果一味强调育才而不注意育人，就有可能产生偏差。这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多了，从刘海洋到马家爵，现实不断向我们敲响警钟。我曾经说过，我们培育的是人才，如果培育出来的只有“才”而“人”不见了，我们还要教育何用！过去有一句话叫“教书育人”，只有把“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为一体，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合格教师。而要育人，先得育己。
对目前的大学体制，坦率地说，我是不大满意的。主要的问题是：大学的学术殿堂性质越来越淡薄，而就业教育性质越来越突出，有着向技工学校发展的趋势。就业教育也是社会需要的，但却不是大学的主旨，大学要通过学术探究，培养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要使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基地，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比如，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开展研究性学习，等等。这一方面，我的一个朋友杨支柱有两本书，要比我说得透彻得多。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一本是《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一本是《自由从摇篮开始》，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出版。
中国大学的体制弊端，还有一个“官场病”问题。帕金森所揭露的官僚组织的各种弊端，在我们的大学里应有尽有。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国家和省里的社会科学基金指南，所提出的选题多数都是政策研究性甚至是政策宣传性的。这些难道就是学术？很显然，政策研究甚至宣传都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是学术，而是需要学术支撑的“策论”。在一定意义上，政策研究比纯粹学术现实作用更大，但是，没有纯粹学术垫底，“策论”就缺乏根基。我们往往不要根基，只要热蒸现卖，结果导致热蒸现卖的“食品”里面缺乏营养。关于这种弊端，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文章《教育改革探讨》，登在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论丛》中，有兴趣可以看看。
大学生对于学校，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充分利用大学的条件充实自己。任何高校，哪怕是世界一流的高校，也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总体来说，我认为，西北大学的学术环境还是很有特色的。我在给一个学生的回信中说过：“有的同学，往往在上学之前对大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身临其境，则会发现同自己原来想象的不大一样。就像一个从未到过乡下的城里人对田园风光的赞颂那样。但一旦深入其中，则可能会看到许多不如意处。城里人初到乡下，会感叹乡下空气的清新；而乡下人一辈子生活在那里，他不在意空气清新却喟恨自己生活的艰辛。平心而论，高校有它的好处，首先，毕竟高校里有一批还在致力于学术、有些思想的学者，能够对学生产生一些思想上的影响；其次，高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优于其他地方的阅读环境，你可以大量读书；第三，高校可以提供其他地方比不上的思想交流机会。这种优势，就看你会不会利用了。”
上大学就是来读书的。不光读教材，而且要读专著，读论文。仅仅读教材，应付考试还差不多，但谈不上治学。教材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个知识架构，专著才能提供思维的空间，论文则提供最新的发展动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教材是骨头，专著是血肉，论文是神经。而且在本科阶段，阅读面要尽可能广泛一些。没有那种对大量文献枯燥无味的爬梳清理，就不能形成研究中的细致认真风格。读书不光要看结论，更重要的是看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在读书中要动笔，把自己的感受、想法写下来。才开始可能写不好，但必须有这个训练。现在许多大学生的写作往往不过关。要从事学术，即使是非学术的其他工作，必须先从写四平八稳的正规文章练起。写这种八股式的文章，往往会使人感到腻烦，但不如此，就过不了写作关。当然，也可以写写散文、随笔，甚至写小说、诗歌，但是，作用是不一样的，散文等等是培养文笔的，而论文是培养逻辑的。
●教学中的“思维方式”问题
学习不是把知识一股脑存储到自己的大脑里，而是开发自己的思维能力。因此，从一上大学开始，就要注意学习方法的转换。在中学阶段，主要是打基础，而且有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你不得不为考试而学习。到了大学，考试压力尽管还存在，但“压强”已经小得多了。加上这一阶段正是“社会化”的关键，所以，你得学会动脑子，学会寻找“正确”结论的多种路径。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对中学所学的知识进行一次颠覆性的“否定”。在中学，你所要接受的就是一个答案式的概念，而到了大学，哪怕是公认的概念，你也会发现不是惟一的概念，同一个事物会有多种解释，同一种现象会有多种说法。即使是看起来非常确定的东西，也会有不确定性的认识。精密如数学，也还具有哥德尔说的不确定性，何况其他。你得学会不人云亦云，学会给比你高明的学者“挑刺”，学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总之，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的训练不是短暂能说清楚的，需要经过自己长期摸索。比如，在读书时，注意各种说法的差异，就可以琢磨出其中的某些道理。像历史学中谈到中国的远古人类，往往会讲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使学生产生一个联想，好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是从旧石器时代的本地猿人演变而来的。实际上，读书一多，就会发现，根据已知资料，现在欧亚大陆上的人类，都是在十几万年前由非洲来的。那么，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或北京猿人哪里去了呢？在没有证据把人类演进史衔接起来的情况下，你只能推断他们属于灭绝了的早期人类。再如，7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谈到朝鲜战争时，用词是“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而80年代以后的教科书，则陆续把表述语句改为中性的“朝鲜战争爆发”。由这种语句的变化，你不难推论出学界对朝鲜战争的起因有了某种新的看法。随着读书的积累，逐渐就能学会从多个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关于读书和写作训练，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演讲稿《怎样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