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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 李彦东 王思琦 ||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做好数字治理大文章
 

张鸿 李彦东 王思琦 ||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做好数字治理大文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产生了“健康码”“行程码”等科技产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疫情防控中成功应用,坚持科技抗疫成为控制疫情进入常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岁末年初的这场疫情为已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地方政府带来了一次巨大考验,西安“一码通”系统崩溃、广东“粤康码”访问异常等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疫情防控既是对治理的重大挑战,也是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为数字治理提供了探索空间。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贯彻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数字治理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帮助基层疫情防控更精准、更高效、更智能,更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经验、新思路。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对国家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准确预测和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强化公共安全预警系统建设,以便有效实施事前控制,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同时也要注意,健康码作为连通政府公共服务的统一认证载体,系统崩溃事件除了反映出技术层面的问题外,也反映出一些深层次的数字治理问题值得深入分析。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诸多新特点、新趋势,为数字治理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因此,数字治理要契合实际需求,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一是治理思路要依托数字治理顶层设计。加强顶层设计是克服疫情防控诸多弊端的重要手段,从国家层面规划构建数字治理体系,面向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结合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务管理的诸多问题,围绕新基建、数字技术研发、数字产业转型等领域进行战略规划,引导政府与市场主体通力合作。立足统一共享的大数据平台,更好地统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主体、客体和具体过程,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综合施策,以达到系统集成的效果。数字治理顶层制度框架将不断完善优化,涵盖建设运营、数据管理、政务服务、监管考核等方面,通过制度框架保障数字治理持续、健康、有序开展。从思维方式、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技术手段等维度对数字治理加以完善,既需要相关机构出台具体措施,也需要有统一领导与协调机制,确保各机构各项工作有明确统一方向。通过明晰的系统性战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数字治理的“中国道路”。

二是治理底座要夯实新基建。新基建是数字时代政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和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与4G网络,并加速推进5G网络的建设与应用普及,华为、中兴等提供的5G技术以及基础设施服务等数字技术在抗疫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正加速应用到社会治理中,帮助各地解决政务、交通、应急等领域的治理难题,健康码逐渐成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对相关开发及功能设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基建突破了产业间相互联系的时空约束,降低生产成本,帮助提高生产效率,为各地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与硬件技术设施支撑。数字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离不开对先进技术的融合应用,未来数字基础设施广泛融入生产生活,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要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场景应用,稳步构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水平。若没有各种数字基础设施支撑实体经济运行,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发展也难以为继。

三是治理平台要打造数字政府并下沉基层。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如火如荼,多地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效能大幅度提升,“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等服务管理新模式广泛普及。要满足疫情常态化的需求,将防控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对政务服务以及数据中心的职能与技术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防控工作尽最大可能通过远程服务减少人员聚集,同时也要保证服务质量不减、范围不限、流程可靠。各级政府部门在强化大数据意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打造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平台,通过建立“互联网+网格化”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开辟民意征集反映渠道,有效收集和疏导民意。数字政府要借助数据的互联互通、高效共享,扩展线上审批的管理平台,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综合协调工作的顺畅运行。要满足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治理温度,需要将数字政府服务不断下沉,做到契合民众实际需求。同时,数字政府为百姓获取政府信息、参与政务管理和网上办事提供窗口和通道,将居民需求放在优先考虑的主体地位,使政府依据大数据制定的政策能紧跟居民需求。

四是治理基础要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新冠疫情倒逼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具有强大的抗冲击性和发展韧性。疫情防控带来的一大改变是线下办公受限,迫使更多企业加速运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制造等先进技术手段满足生产需求。后疫情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构建新的数字产业生态,发挥更强大的创新能力。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必然选择,数字革命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创造了机会,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发展,产业互联网加速形成,连接工业设备与相关企业。银行、保险、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也优先采用线上服务的方式进行升级重塑,面对线上数字生活需求的增多,数字化办公、远程会议、线上教育、远程医疗、智能生产线等生产生活新方式加速推广,数字产业日益壮大。数字治理建立在数字化服务的基础之上,围绕核心标准、技术、平台加速布局产业互联网,构建数字驱动的产业新生态,未来要进一步丰富服务场景,不断创造出新产业、新模式,建立适应数字革命的新生产关系。

五是治理效能要关注数字鸿沟。疫情防控过程中,数字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在推进数字治理发展时,容易出现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问题。目前仍有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信息宣传主要依靠传统的有线广播,数字治理亟待不断下沉至广大农村,让农民享受到数字技术福利,打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要提升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水平,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助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各基层单位应从单向的“通办”“统管”转为多元、交互、协同的“共治”,同时定期举办相关活动,提升居民“知网、用网、爱网”积极性。在明确各方权责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字治理多主体作用,规避风险,引导规范有序发展。数字鸿沟的进一步弥合可以借助政府的帮扶力量,一些政府网站已经针对数字鸿沟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对应性改造,例如适老化的改造,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解决将为信息收集与资源整合带来巨大帮助,以形成长效治理。

六是治理体系要保障数字安全。数字安全体现在数据安全与跨境流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在疫情防控期间,常面临着对新增患者流调信息的排查,不乏出现私人信息过度暴露于网络空间的情况,“一码通办”的推行也使得携带复杂个人信息的健康码承担了更多的职责与安全隐患。我国的网络安全技术目前还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对网络参与者的隐私保护做得还不够到位。因此,在数字时代,加强数据传输、网络安全审查,是维护个人、企业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在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提高治安防控效率的同时,高度重视数据管理和数据安全,规范大数据应用,明确各项数据在数字治理中的应用范围和条件,保护居民个人隐私和合法权益,为数字安全提供法治保障。同时,将数字技术与治理决策进行深度融合,强化数字安全风险综合研判,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提高风险感知和预判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日常运营与系统构建时做好对系统安全性的监测与维护,做到防患于未然。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作者系西部数字经济研究院 张鸿、李彦东、王思琦,授权在本平台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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